铁行港口业务遍布全球，图为澳洲弗里曼特尔港。
有着浓郁维多利亚时期风格的铁行大厦，历经百年风云，现在还沉默地立在上海滩。
在它一旁的是汇丰银行大厦。
“如今我仍为铁行这么早就能同中国发生联系，而感到自豪。”铁行集团董事长斯特灵勋爵说。
平素深居简出的铁行集团董事长斯特灵勋爵（The Lord Sterling of Plaistow），今年7月底随英国首相布莱尔一同访华，期间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接受了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采访。
不过，斯特灵勋爵现在更愿意同人分享的，是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经历。
2003年7月21日月，铁行集团、马士基集团、中远集团和青岛港集团四方，在人民大会堂共同落定了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合资项目。
重新组成的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，总投资8.87亿美元，其中铁行集团占股29%，马士基集团20%，中远集团20%，青岛港集团31%。
“这是铁行对中国已经作出的长期承诺的一部分。”
面对市场对青岛项目咋舌的反应，斯特灵勋爵宁愿将其看作是铁行又一个“得风气之先”的举措：经过1949年那场翻天覆地的革命，铁行已经在中国沿海找到了它在远东庞大业务版图的新支撑点。
斯特灵勋爵介绍说，自1970年代末铁行重返上海，公司已经在中国沿海多个城市拥有了仓储、船运、码头等业务。
“在中国做生意，我想最需要两样东西，一是足够的耐心，一是足够的自信。”
同贵族头衔一样古老
铁行集团的源流，可谓同斯特灵头上顶戴的贵族头衔一样古老：英国铁行轮船集团（P&O）发轫于1822年，同大多数老牌英资公司一样，铁行在19世纪中期就进入了当时清帝国的部分开埠口岸。
1840年12月31日，半岛东方轮船公司，以100万英镑的资本金，在伦敦设立。随着殖民征服的步伐，铁行的业务，也很大蔓延至埃及、印度乃至新加坡和香港。
毫不奇怪，如果细细检视它的名字，我们立即可以感受到浓重的“东方气息”：P&O的全称是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，直译为半岛东方轮船公司。
从一开始，铁行就几近垄断了香港早年对外航运业务：19世纪末铁行以香港为远东业务的地区总部，并在香港西环设立了分公司，除了办公大楼外，还有私家船坞。
“铁行”这个质朴有力的中文名字，其来由也有一个很东方化的细节：在香港公司成立之时，公司大班（买办）怎么也想不出能贴切传达“半岛东方”意思的中文名称，望见露台上的铁栏杆，便随口拾起了“铁行”二字，此一名称于是沿用至今。
随着英帝国在亚洲势力的日益扩张，铁行在中国沿海的业务也日见繁华。1860年代，香港铁行主席寿德隆曾当选立法局议员，与当时的怡和洋行大班齐名，寿同时也是汇丰银行的创办人之一。
“海运业显然是一个不稳定的行业，受经济发展趋势影响很大。所以，在控制风险上，我们可谓不遗余力。”斯特灵说。
一个人的想像力
斯特灵当然也不会忘记，铁行创始人血液里流动的冒险和坚毅的基因，这些，同样是铁行今日得以构造全球最庞大的船务和码头帝国的重要因素。
斯特灵1980年进入铁行集团董事会，1983年即被任命为董事会主席。作为前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密友之一，斯特灵对当时保守党内阁的诸多重大经济政策的制定，发挥过影响。
斯特灵自己也出任过连续多届内阁工贸大臣的特别顾问。
1980年代的码头工人风云中，斯特灵以处理罢工事宜“铁腕而不失灵活”著称。
斯特灵的强硬，同样表现在铁行内部的重组和人员调整上。他上任前后，正是铁行业务大重组时期。
1971年，铁行集团重整为五大业务部门：船运、卡车货运、客运、欧洲和空运中转业务、一般控股性业务。
在斯特灵的直接推动下，2002年铁行公主进一步同嘉年华集团合并，涉及金额高达54亿美元。交易完成后，嘉年华占合并后组成的新公司74%股权，铁行公主则占股26%。
两大公司联手，立即造出了全球邮轮市场的“巨无霸”———收购完成后，嘉年华囊括了几乎所有知名的邮轮品牌，拥有邮轮数目增至73艘，占了总值110亿美元全球邮轮市场的近40%份额。
“重归主业，是我一直遵循的商业规则。”在斯特灵眼中，他进入铁行后，1985年促成自己的地产投资和管理公司SGT同铁行合并，绝对是一个富有启示性的时刻：SGT拥有大量在英国和美国的地产项目，循此方向，铁行在70年代购入的一个建筑工程公司，继续收购了几家美国同行，并于1997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合约建筑商。
但到了20世纪末期，所有地产、建筑业务，又全部被出售完毕。
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运作，除了使铁行船运和码头业务不断清晰和强大外，不可否认地是，斯特灵也实现了对铁行内部牢固的掌控力。
